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张敬辉律师，联系方式☎13391730991或者13261996547，微信分别同号。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张敬辉律师发表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的比较分析

在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体系存在"四要件说"与"两阶层说"的学术争鸣。本文将从理论基础、结构特征、实践应用三个维度展开深度比较分析。

一、理论渊源与逻辑起点差异四要件体系源于苏联刑法理论，将犯罪构成分解为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并列要素。这种平面式结构强调各要件的同时具备性，如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指出，四要件理论要求"四个要件必须同时齐备，缺一不可"。而两阶层体系借鉴德日刑法理论，采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递进式判断模式。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曾通过"许霆案"分析指出，阶层式判断能更好区分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如在ATM机故障取款案件中，首先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再考察期待可能性等责任要素。

二、要素配置与判断逻辑对比1. 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 两阶层体系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相当于四要件的客观方面，但存在三点显著差异：一是对行为类型的精细化程度更高，如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构造；二是违法性认识纳入责任阶层而非构成要件；三是承认开放的构成要件要素。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发布的指导案例第93号就体现了这种区分，在认定非法经营罪时首先考察行为是否符合"违反国家规定"的形式要件。

2. 违法性判断层面 两阶层体系单独设置违法性阶层处理正当防卫等阻却事由，与四要件将正当化事由作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定位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曾以"于欢案"为例论证，阶层理论能更清晰地展现防卫过当的"该当-违法-责任"三重审查结构，而四要件理论容易将防卫限度问题简单归入主观方面。

3. 责任要素认定层面 两阶层体系将刑事责任能力、故意过失、期待可能性等统一归入责任阶层。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在分析"大学生掏鸟窝案"时指出，这种结构有利于区分"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的基本原理，避免四要件理论中将主体资格与主观心态混同评价的问题。

三、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差异1. 证明责任分配 四要件理论要求公诉方同时证明全部要件，而两阶层体系允许辩方在违法性阶层提出反证。北京市检察院2020年发布的《公诉证据标准指引》显示，正当防卫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已开始借鉴阶层理论。

2. 未完成形态认定 对于犯罪预备、未遂的认定，两阶层理论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的"修正形式"予以解决，比四要件的"主客观相统一"标准更具操作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某故意杀人未遂案的判决书就采用了"行为该当构成要件但未既遂"的表述。

3. 共同犯罪处理 两阶层理论通过"限制从属性说"处理共犯问题，区别于四要件理论中"共同故意"的单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某电信诈骗案裁定中，首次明确区分了"构成要件层面的共同性"与"责任个别化"原则。

四、理论发展新趋势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我国刑法理论呈现三个融合态势：一是四要件理论吸收阶层论的违法类型说；二是两阶层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注重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三是人工智能等新型犯罪推动构成要件要素的重新诠释。中国社会科学院2022年《中国刑事法治发展报告》指出，这种理论互动有利于构建更具解释力的犯罪论体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理论混合适用"现象。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某涉众型经济犯罪判决中，既使用四要件的表述框架，又采纳了违法性阶层的判断逻辑。这种实践智慧提示我们，理论比较的终极目的应是服务公正司法，而非拘泥于概念之争。未来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需要兼顾体系严谨性与实践适应性，在保持刑法安定性的同时回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